洪亮吉：中国的马尔萨斯，光明磊落一身正气，是大清第一硬汉

洪亮吉是我佩服的清代少有的几个文人之一，比起纪晓岚一众的圆滑官僚，洪亮吉无论的学识或人品上，不知要甩他们几条街。他品格高古，大义凛然。他“明好恶，别是非”，光明磊落，一身正气，敢言别人所不能言。他性情孤傲，居庙堂则为君舍命，处江湖则独善其身，坦坦荡荡地为师为人。

他对自己这种“性格缺陷”也有自知之明，曾对人言：“人孰无病，但自有其真耳！君若后吾死，铭诔当不出君手，幸无失吾真。”就是说，以后在他的墓志铭上，一定要体现出自己的率真之气，好潇洒！

洪亮吉有大才，这是无庸置疑地，但他的仕途也很是不顺，多次考试都名落孙山，一直郁郁不得志。为了谋生，先后在几个地方大员的手下充当幕僚。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科举之路，屡败屡战。终于中了进士，被授为翰林院编修，充国史馆编纂官，此时他已经四十五岁了。

嘉庆皇帝刚亲政时，还是雄心勃勃，想大展宏图，他踌躇满志地全力整治吏治，消弭社会动乱，提倡精简节约，蔑视玉石古玩，一反父皇奢华陋习，开大清一代帝王勤俭简朴之先河。

在经历了乾隆末年权臣当道、言路堵塞的高压统治之后，嘉庆帝决定“诏求直言，广开言路”。洪亮吉于是上书万言，直陈当朝利弊，直指当朝官员：“以模棱为晓事，以软弱为良图，以钻营为进取之阶，以苟且为服官之计。”

《清史稿》上说洪亮吉“性豪迈，喜论当世事”。他就是个直肠子，有能力，有见解，有想法，但是肚子里藏不住话，喜欢有一说一，直言时弊，从不拐弯。而在此之前嘉庆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时，洪亮吉就曾写了一篇长文，“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”。结果，文章一出，朝廷哗然。他的言论触及到大员们的利益，“为时所忌”，遭到排挤，没办法，他只好找了个借口辞职回乡。

按照大清规定，以洪亮吉当时的身份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书的，他仅仅是一个翰林院编修而已，不可能直达上听。但是，他心中的郁垒转结，不吐不快，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他，将其对国家和朝廷的诸多看法，倾注于笔下，通过当时的军机大臣成亲王转呈上听。

洪亮吉的这篇奏折他是抄写了三份，分别让三位近臣转呈，结果其它两位一看这内容，瞬间惊倒，哪敢上呈，那是要负连带责任的，只有这成亲王感觉说出了自己所不敢言之意，斗胆转呈了。

正是这份奏折，成了洪亮吉人生的转折点，它也被称为嘉庆朝之“洪亮吉大案”，虽然在称呼上有些言过其实，但从中也能看出嘉庆的性格特征，以及对满朝言路的影响，但真正受到震惊的是嘉庆帝对整个王朝实情的认识。因为，这盖子一旦揭开，嘉庆皇上看到的不仅是大清有几个蛀虫污吏，而是整个大厦的根基在腐烂。

这篇奏折就不细述了，大致内容是说，大清朝现在出现的腐败问题，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，今天之败坏，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前了，天下大乱，指日可待。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约束作用了，“国法之宽，及诸臣之不守国法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！”

其主要论点直陈时弊，将大清的国是说的太透了，需要洗心革面式的大换血。结果，触动了嘉庆的底线，也就是大清的痛处。嘉庆览奏之后，龙颜大怒，当即将洪亮吉革职拿问，嘉庆深感不严惩不足以消除心中之恨，他决定抓洪亮吉为典型，来个杀一儆百。

于是嘉庆帝就把他打入大牢。不过嘉庆帝也知道洪亮吉是为国家好，所以在下狱的同时，还专门写个条子嘱咐刑部大堂：“此等乃读书之人，体弱，不可用大刑。”为此，洪亮吉痛哭流涕，感恩了一辈子。

廷臣会审，结果是大辟，即杀头。皇帝开恩赦免死罪，流放伊犁。后来还在上谕中加上两句话，一不准他饮酒，二不准他作诗。可见对这个家伙，余恨未消，特意加以难为的。

这洪亮吉真叫个潇洒，虽然大好前程木有了，但他一路诗照作，酒照喝。大清时节，人还厚道，但凡上书言事获罪之人，押送者都比较宽容，比那董超薛霸可是好太多，可能都觉得他还是个好官吧。

洪亮吉把这次发配当作公费旅游了，刚一出嘉峪关，他便作《出关》诗：“半生纵踪未曾闲，五岳游完鬓乍斑。却出长城万余里，东西南北尽天山。”他一路觅史寻踪，记述边塞风情，以“舆地学者”眼光，写下了《伊犁日记》和《天山客话》两部作品，给后人了解西陲风物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。梁启超后来也感叹这两部作品是晚清西北历史地理研究的开端之作。

有趣的是，嘉庆虽然严惩了洪亮吉，却把这篇奏折，置之左右，时常观览。都快成座右铭了，我想，这时的嘉庆其实心中是满满地愧疚，怎么说这洪亮吉也是为君为国，一片赤诚嘛。

更为有趣的是，发配完洪亮吉后，北方大旱，春播无法进行，各地百姓、官员、王公贵族、皇子亲王纷纷出面求上天降雨，无一能成。不得已，嘉庆亲自设坛，祈雨，并且赦免囚犯、开设粥场，依然无雨，嘉庆皇帝心急如焚。于是，他想起洪亮吉来了，看来自己也知道，心里有愧。于是马上下诏，释放洪亮吉回原籍。诏书上讲，洪亮吉所论，的确可以“启沃朕心”。

为表示虔诚，嘉庆帝把为洪亮吉的平反上谕亲自抄写，为了不让眼泪滴到纸上，他咬紧嘴唇，当他写完最后两个字“钦此”时的最后一划时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天上电闪雷鸣，一场大雨从天而降。

当天夜里 “甘霖大沛”，这便是著名的“诏下而雨”之由来。这可不是猜想乱说，见于《清史稿》，我只能说信不信由你了，我也只是当个故事听了，但这洪亮吉倒是交了好运，在新疆呆了三个月便被礼送回京了。

回到家里，估计是自我反省了一番，深感无力回天，仕途艰险，遂不问政治，从此，自号为“更生居士”。赋闲在家，潜心学问并以诗书自娱，著作等身，在很多领域都为开先河之举，并主持过安徽的洋川书院和扬州的梅花书院。十余年后辞世。

至于他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，那是因为他著有《意言》一卷20篇，其中《治平》《生计》最为系统而全面。他根据当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，敏锐地看到了人口过快的繁衍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，超前提出了“计划生育”命题。

在世界历史上，洪亮吉第一次全面系统提出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增长相适应的观点，比西方的马尔萨斯发表《人口论》还要早五年。所以可以说，洪亮吉是真正的近代人口学说的先驱。

纵观洪亮吉这一生，吃亏还是在他过于直率上了，没有把握好一个“度”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臣子要“善谏”，君主要“纳谏”。所谓“善谏”，是说臣子要善于提意见，在给君主提意见的时候，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要注意场合时机，否则，搞得君主下不来台，建言者就要遭殃倒霉，还不如不提。

所以，我觉得嘉庆虽然在对洪亮吉的“纳谏”上做得不好，但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是值得肯定的。明清两代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，特别是那康乾间的文字狱，多少人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，甚至被诛九族者多多，洪亮吉还算是幸运的吧。

多说这句是因为我一直认为，嘉庆是一位宽仁的好皇帝，虽然他现在早已被人遗忘得差不多了，除了那一句“和坤跌倒，嘉庆吃饱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