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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|刘振元:他总是提醒我们“立意要高”

他总是提醒我们“立意要高”

刘振元

听到江泽民同志逝世的消息,我感到无比悲痛。他1985年来到上海,1989年赴京工作,期间我担任副市长,先后分管了科技、外事、公安、文化等工作,与他共事4年。他是我们的好领导,也是我们的好大哥,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值得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。

当时泽民同志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,十分关心上海的科技发展,他曾对我说过:“如果上海在高科技方面没有成就,就对不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,因为上海这方面的条件是最好的。”1984年,在老市长汪道涵推动下,我们决定筹建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,这是全国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。江泽民同志来上海后对此十分支持,批出了开发区建设的用地,并大力支持引进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。同时他还鼓励我们“走出去、引进来”,汲取国际先进技术、工艺和管理模式。我四次访问美国硅谷,还邀请美国硅谷地区的华裔工程师协会三次来沪访问交流。

美国的专家帮助我们搞了漕河泾,泽民同志又想,我们的其他工作为什么不能借鉴这样的办法多找一些专家来?在他的主张下,我们开始邀请国际企业家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,为上海发展献计献策,也就是后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泽民同志的一个特点,就是他特别强调国际视野。

泽民同志一直主张,一座开放的城市,应该广泛地同国际友人、国际组织达成良好的关系。他总是提醒我们,上海要做国际大都市,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上海自身出发,一定从国际大环境来考虑我们的政策和定位,“立意要高”。这可以说是一个指导思想。他的外语水平非常高,戈尔巴乔夫当年访问上海,泽民同志直接用俄语与其对话,戈尔巴乔夫很惊讶,说:“来了中国几个城市,只有上海的领导可以不用翻译跟我聊天。”而在接待美国客人时,泽民同志又可以用英文交流,外办的两位翻译坐着一旁都没事干。

泽民同志视野很广阔,接受新事物很快。他跟我们开会,往往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意见,不一定直接告诉你怎么做,但可能用一两句话就启发了你。我分管文化工作时,上海想办一个国际电视节,最初报上去,有关部门没有批准,觉得上海条件还不具备。泽民同志给我出了个主意,他说:你不是管外事吗?你找上海的友城动动脑筋不就行了?我听了恍然大悟,找到上海7个国际友城的总领事,提出举办一次友城电视节,他们都欣然应允,上面也批准了,后来顺理成章就变成了上海国际电视节,开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先河。现在想来,这个点子妙得不得了。

泽民同志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。有一次他问我,上海的优势是什么?我讲了不少经济啊、工业啊。但他说:“老刘,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——人才。上海一定要做人才高地,这个你应该最理解啊!”对干部,泽民同志也是关怀备至,平易近人。最初要分管文化,我非常忐忑:我一个搞科研的,不懂文化,怎么能管文化呢?泽民同志对我说:没关系,我也是科研出身,我保证支持你,我们一道商量。当年上海交响乐团成立爱乐者协会,邀请我上台指挥,我实在盛情难却,就去挥了一曲《卡门序曲》,结果有人去泽民同志那里提意见,说刘振元在“玩票”。没想到后来一次干部会上,泽民同志特地提起这个事说,振元同志是在倡导严肃音乐,我们这个大城市应该有更多人了解交响乐,有什么不好?这么一件小事,泽民同志会放在心上,并且用这样的方式去化解,我非常感动。

当然,泽民同志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。那时候,大到城市发展的大政方针,小到马路上的垃圾堆放,他都事无巨细、身体力行地关心过问。我们也有答不上来的时候。他十分强调深入基层,并定下了每周四下午“无会日”制度,干部必须下基层调查研究,并且要反馈情况。他一直说,毛主席讲过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,你天天坐在上面,不下去调查,不跟群众交朋友,有多少发言权?拍脑袋不行,再聪明的脑袋也不行。我想,这样的话,直到今天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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