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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烈初:中国装备制造业的“短板”在哪里? 装备制造

沈烈初

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副部长、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

中美贸易斗争是中美两大国处在世界第一、第二大经济体结构性矛盾表现形式之一,同时还表现在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金融、科技、文化教育、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之间的激烈争斗。

新中国走过70年的历程,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果,从站起来到富起来,再开启强起来的征程,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,2021年全国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后,即将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,但因不平衡、不充分发展的特点,国家仍定位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行列。但一些国人陶醉在巨大成就时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对高技术产品全面禁运(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跟进),打压中国有成就有实力的企业,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“黑名单”,全国为之一震。

再次看到我国技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,还有很多软肋受制于人,往往反面教育比正面教育更使人清醒,其中装备制造业中的“短板”也暴露无遗,突出的体现为核心技术的载体,“三基(核心)”即基础(核心)零部件,基础(核心)工艺,基础(核心)材料。

一、有什么证明呢?

近日,日本与韩国之间贸易争端加剧,凸显日本在半导体材料的科技优势,日本仅用三种生产半导体材料:高纯度氟化氢、光刻胶、氟聚酰亚胺进行出口管制,使韩国半导体公司几乎停产。

据不久之前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,华为手机1631种零部件中,来自日本的零部件多达869种,2018年,华为从日本进口零部件价值460亿人民币,占中日贸易额的5%。又如日本工业品出口中,耐用消费品比例不到20%,而主要出口高技术、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、零组件、原材料及中间产品成为“世界供应基地”,连美国很多(包括军用)高端零组件、高端材料也要从日本进口。

不能只看到美日贸易斗争的“广场协议”,使日本经济发展停滞20年,而在这20年中,日本制造业不断“转型升级”、“修炼内功”、向高技术、高端产品及高端零组件蜕变。尽管机电产品在新技术革命中迭代新产品出现的时间越来越短,但其内部的零部件、组件,如高精度轴承、高端高压液压件,电子元器件等是不变或变化很慢的。

笔者去年参观学习中铁工业某郑州工厂,生产世界上最大的直径超过16米的TBM(全端面岩石掘进机,重达一、两千吨),我爬上巨大的产品体内观察,如西门子变频伺服马达驱动系统、奥地利双水内冷发电系统(我国上世纪50年代已生产出来,现已停产)、德国力士乐高压液压系统、德国的离心机系统及瑞典SKF或德国FAG的高精度轴承等,其进口件约占成本60%左右。笔者还考察了南京某机床厂研制的五坐标联动的珩齿机床,水平较高,但其数控系统、功能组件(如滚珠丝杠、滚动导轨)、珩轮、液压气动元器件、轴承等都是进口的,其成本约占到60%以上。

二、为什么众多的“隐形冠军”出现在德、日,以及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呢?

现在中国议论“隐形冠军”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非常热闹,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,如工信部每年评定“单项冠军”企业,并公布之。所谓“隐形者”,都处在产业链的上游,即“三基(核心)”。用户仅注意整机产品的性能优劣与品牌,因为机械产品是由千百种零部件组成的,如果其中一种关键零部件的关键工序出了毛病,就可能使整机受到极大影响,甚至机毁人亡的惨剧。

因此,产品的竞争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竞争,在某一定意义上就应该是“三基(核心)”竞争。“三基(核心)”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,很多是从家族或合伙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发展起来的,其特点为有稳定的接班人、有稳定的技术团队、有一批稳定的、高技能的工匠、有严格的学徒制度等特点的中小型企业,这些机械产品与大多数消费类电子产品是不一样的,需要长期经验,特别是Know-how的积累。

很多Know-how在人们的脑子里与手艺上,其特点是:务实+传承+创新。根据日本2015年统计,超过150年寿命的企业有21666家,再根据《智慧中国》2019年Z1期登载作者王洛高先生撰写的“在德国,有837家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”。这说明这些企业经过了工业1.0、工业2.0、工业3.0的市场机制优胜劣汰,屹立到现在,一定有独特的经营观念与体制机制,有独特的技术上的“杀手锏”与Know-how,有独特的比较优势,因此这些企业在迎接工业4.0时代的到来,大多能适应全球技术经济的变化而雄居产业链的高端。

这些企业的又一特点,是不盲目做大,而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时,更慎重地从技术经济层面及比较优势层面来思考,有目的选择性地应用。其中,德国不少家族式企业转变为由基金会领导的民营企业,如生产光栅及数控系统的Dr.Heidenheim公司,又如生产分析仪器的Sick公司。

笔者在十多年以前曾爬上大连旅顺口黄渤海交界处的灯塔上,见到1892年西门子生产的电机(经过了多次大修),还在运行(据说去德国西门子企业还可以找到其档案)。所以西门子能活到现在成为大型的电力、电子企业就不足为奇。另外,笔者在德国学习时听到很多故事,其中一个是在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时,著名光学仪器生产厂蔡司公司,与其他企业一样,大量裁员,但一些著名的技师与工匠,很多是几代手艺的传承人,都保留了下来。这就是蔡司Know-how的传承者,反思,我国70年来如何对待那些拥有精湛技能的人员呢?

笔者已是86岁耄耋之年,感触更深,“山外有山”,“天外有天”,技不压身,不要做“井底之蛙”只看见眼前利益,忘了人是第一生产力要素。

三、中国有没有“明白”人?

搞“三基(核心)”原一机部(后改为机械部)就有很多明白人,新中国成立70年中前30年,苏联援建156项,其中相当多的项目与机械工业有关,如一汽、哈量、一重、哈尔滨三大动力、沈阳第一机床厂、沈阳风动工具、洛拖、洛轴、洛矿等,还有东德援建的二砂,西安仪表厂等骨干厂,并集中全国机械企业,奠定了机械工业较为完整的体系,各行业都成立了一批骨干的研究所(一类所)及企业中的研发中心(二类所)构成了完整的研发体系。

有了这样的较为完整的制造体系,才有后来沈鸿老前辈率领重型行业的同仁们,研发成功万吨水压机,机械工业为军工行业提供的九大设备,马鞍山轮箍轧机、攀枝花成套冶金设备、电工行业研发成功的20万KW及30万KW火电发电机组、12.5万KW及17万KW葛洲坝水电站成套水力发电机组,机床工具行业通过“精密机床会战”,研发成功高精度机床50—60种,“二汽会战”提供一大批自动生产线及多种专用机床等。在这些建设实践中深感“三基”(基础零部件、基础材料、基础工艺)之重要,同时也深感“三基”不强,便是阻碍机械装备工业发展与创新和提高质量的软肋。

“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”,在文革中1972年,周建南同志已出来工作,时任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,他组织一个团队,从事机械工业“三基”研究,编制规划并策划如何部署进行攻关,为了加强领导,把“三基”团队合并到一机部的科技司。改革开放后一机部及后来的机械部都把“三基”攻关作为重大项目,得到当时国家计委及国家经委的支持,并要求各省市机械厅局及各专业局有组织,有分工,上下联动组织攻关,当时选择了重要的“三基”100种,300个大项,1000多个小项进行攻关。攻关要经“三关”,第一关为样品测试攻关(验证结构及性能),第二关为小批量试制攻关(验证生产工艺),第三关为成批及大批生产(验证生产组织及上下游的供应链)并给予技改支持。

这次攻关长达15年,周建南部长功不可没,由他倡导,由他亲自组织。直到机械部机构改革变为机械委时就停止了,半途而废,甚为可惜。后因市场经济的冲击及外国品牌及资金进入国内,原来“三基”企业大部分转型、破产或被兼并了,同时也出现一批新的民营及三资企业。

1986年左右,笔者在天津,听到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同志(倪志福钻头发明者)讲:天津要搞机械工业,必须把“三基”搞好,这是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的功德之举,成绩不在于我。多么可贵的品德啊,这是不是一种举国体制呢?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,有没有可借鉴的意义呢?新形势下,举国体制+市场机制到底是一种什么模式,还需要摸索!

进入新时代,2013年工信部发布《关于开展工业强基专项行动的通知》(工信部规〔2013〕70号),正式启动实施“工业强基专项行动”,目的在于提升关键基础材料、核心基础零部件(元器件)、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发展水平。目前专项行动已连续实施7年,支持了几百个项目,期间不断优化和改进项目管理模式、财政资金方式,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

2018年科技部开始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”重点专项,该专项的总体目标是:以高速精密重载智能轴承、高端液压与密封件、高性能齿轮传动及系统、先进传感器、高端仪器仪表以及先进铸造、清洁热处理、表面工程、清洁切削等基础工艺为重点,着力开展基础前沿技术研究,突破一批行业共性关键技术,提升基础保障能力。加强基础数据库、工业性验证平台、核心技术标准研究,为提升关键部件和基础工艺的技术水平奠定坚实基础。“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”写入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,工信部负责组织实施。

四、“短板”怎样克服?现在短期内还能补短吗?

(一)我们与德、日差距在哪里?

1.首先是思想认识上。

我们受中国文化的思想影响很深,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也要两分法,有精华部分,也有糟粕部分,要取精弃糟。有部分人似乎是什么都想“大”,这是一种掺杂着“虚荣性”的表现,什么大马路、大市场、大高楼、大厂房、大开发区,大企业……,摊大饼式占据着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。瑞士是风景优美的多山国家,土地十分珍贵,平地、半山地利用率极高,很多精密机械仪器等居世界之最,照样可以保持风景秀丽的风貌,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左右,工厂都是四、五层的楼房。“唯大论英雄”,很多变为“虚胖子”。

2.民营企业家的富二代很多不愿接班。

在改革开放大潮中,涌现了一批民营企业家,很多是通过艰苦的创业,几经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洗礼而站住了脚,企业有了一定的规模。在知识改变命运,学而优则仕的一些观念的感召下,民营企业家第二代,大多有了高学历,甚至很多有留学背景,他们感受到制造业的创业艰辛,在目前情况下,激烈的竞争,发展也实属不易,这些富二代选择了“不接班”,而从事更易获得财富的金融、证券、银行等非实体经济类行业或虚拟经济,导致一些制造业被出卖或解体。

3.政策引导不同。

政策上鼓励“做大做强”,提倡所谓“多元化”,仅仅从营业额大小排序,衡量一个企业家的成就,而不是鼓励做专、做精、做强。企业不一定都做大,只要能屹立于产业链的中高端就很好。最近中央提出企业要做强做精,再做大的口号,也许是开始扭转这种错误的看法、做法。

4.媒体宣传上,急功近利,对青年影响太大。

德、日的老百姓很少炒股、炒汇,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,而中国呢?网上有一个段子,全世界最豪华的高档汽车中国最多!愿这是一则讽刺吧!

5.中德两国教育制度不同。

笔者早年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,对此深有体会。他们采用双轨制的教育模式,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同等重要,因为职业教育是工匠精神的基石。德国年轻人从初中毕业后就分流,一部分进入职业院校,培养出有理论,能动手,具有实践能力的技工技师,有的可授予工程师称号。第二部分学生进入普通高中,然后进入大学,毕业时可获得文凭工程师称号,两者在工业企业拿的工资相差不多(因同样年龄的青年,职业学校毕业早,工龄长)。笔者在国外研究生毕业回国后,在工厂工作时,工资不如当时厂里八级钳工及技师,我认为这是合理的。现在中国的情况呢?已经有了很大变化。高技术与高技能人员是制造业长盛不衰的基础。

6.中德两国年轻人的价值观不同。

德国青年18岁以后就要自立,而中国年轻人还要啃老,德国青年愿意接班的较多,父亲也有意培养自己子女接班,一个“隐形冠军”的企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,才能站住脚,屹立于世界之林,这不是指规模,而指在产业链的位置。

7.德国经济制度造就了具有高级技能的工匠环境。

德国的经济制度(薪金、社保、税收等)、社会环境,能造就一批隐形冠军,长盛不衰,还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研究社会环境对企业的影响,目前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,剧烈的社会变革使不少企业有一种不稳定甚至不安全的感觉,不知我感觉对否?

(二)短期内能解决“短板”吗?

不从观念及体制、机制上转变,就比较困难。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,人是“创新”补“短板”的关键。很多人在讲“投入不够”,这也有道理,上世纪80年代机械部15年“三基(核心)”攻关,半途而废,甚为可惜!虽然开始时尚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,但进展是有目共睹的,这也算是一种举国体制吧!值得总结,不知道现在问题出在哪里?

“创新”不是研发一台样品、做一台样机,而要实现产业化,要变成商品,产生经济效益,为用户及社会创造价值。“产业化”比研发更困难,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,“二八定律”或“一九定律”:即研发的成果,只有10%到20%能产业化,有的甚至更少,其他就丢弃了,希望有关部门总结近20年来,863、973、01、02、03、04等十余个重大专项产业化成果有多少?
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,是要把制度优势变为治理能力优势,这样才能解决目前装备工业中存在的创新问题,解决短板问题,望业界专家、企业家们指教。

(备注:本文经具体负责“三基”攻关的原机械部科技司周因栋副司长、原中国工业报总编杨青及仪综所石镇山副所长三位同志的斧正,在此表示衷心感谢!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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